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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了8208万后,他又捐了300万

发布日期:2022-08-24 09:51    点击次数: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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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前,一则新闻曾引起巨大的轰动——

河南农业大学的退休教授王泽霖,将毕生科研成果转化费8208万元,全部捐给了学校。

2022年7月,80岁的他又将自己所得的3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校,用于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工作。

消息一出,无数人肃然起敬。

王泽霖一度被学生认为是最抠门的教授:住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,骑的是晃晃悠悠的电瓶车,而他目前所捐资产累计却已近亿。

这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人生。

而像这样的人生,往往会使人想起一个名字——白方礼。

从1987年开始,74岁的白方礼蹬起了三轮车,一蹬就是十余年,直到88岁。

他吃的是捡来的馒头,住的是3平米的铁皮屋,却累计捐款35万元,资助了300多名孩子上学。

2011年,白方礼老人的名字登上了《感动中国》的颁奖典礼,“白方礼们”也成了一个代号,并影响至今。

其实,像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,这世上,也许从不缺白方礼们。

他也许不凡,也许平凡,仅靠自己,就活成了一座丰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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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早些年的河南农业大学,经常会看到一个身影。

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,骑着一辆电瓶车,往返在年代久远的家属院与教学楼之间。

他叫王泽霖,还有一个外号,叫“抠门教授”——

穿的是半新不旧的汗衫,住的是几十年前分配的旧房子。

就连应邀去全国禽病大会上作报告,他依旧穿着领子松垮的旧衣服,秋衣的袖口都翻着毛边。

而就是这样一个人,在2019年底,却斩钉截铁地将自己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208万元,统统捐给了学校。

这一年,他77岁。

距离他来到河南农业大学任教,已经过去了35个年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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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泽霖教授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新中国经济百废待兴。

在农村乡镇,养禽业成了不少家庭的支柱产业,同样,也是危机四伏的产业。

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禽大国,也是禽病频发的国家。鸡瘟、禽流感等等疾病,一旦流行并爆发,可以轻易地摧毁养殖户多年的心血。

怎么解决这个难题?打疫苗。

但在当时,大部分人还是要依赖进口疫苗,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全流进了外国人的口袋。
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1978年,王泽霖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——也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,学习的就是禽病研究。

1984年,毕业之后的王泽霖,被调进了河南农业大学,从事家畜传染病教学和科研工作。

这一年,他42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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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,王泽霖从事研究的实验室

搞科研,在八十年代的河南农业大学,可谓是困难重重。

首当其冲的就是,没有科研经费。但这没有难倒王泽霖:没有经费,那就自己赚钱。

于是,他一边在高校的讲堂里上课,一边又跑去天南海北的养殖场治病。

除此之外,他还给养殖户开培训班,手把手教他们如何预防禽类疾病;时不时地下乡义诊,为村里的鸡鸭猪羊看病诊疗……

10年之后,在那个连万元户都稀少的年代里,他就这样挣出了400多万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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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间王泽霖(右一)下乡服务

1994年,他将这400万全部用光,在河南农大的校园里建了两座实验楼。

这个在结婚第二天都穿着十几个补丁旧棉裤的抠搜男人,面对30多万天价的超速离心机,眼都不眨就购置了数台。

在这个实验楼里,他攻克了3项发明专利,拿到了12个新兽药证书,彻底打破了国外在禽病防疫上的垄断,“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”。

后来,禽类养殖行业甚至有了个不成文的说头:“禽病防疫就找河南农大王泽霖”。

依靠这些药物和研究,王泽霖平均每年为社会增加了100多亿的经济效益,更让人惊讶的是,他没有向国家申请过一分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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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泽霖所获的荣誉与证书

2005年,内蒙古一家药厂的负责人找到了王泽霖,问他手里有多少个研发出的新兽药,有没有意愿出售。

王泽霖没想到会有人来买,直愣愣地伸出一个巴掌:“五个。”

那人又接着追问价格,王泽霖不懂市场,就试探着说了个500万。结果对方二话不说,就以这个价格成交了。

卖药能卖500万!消息一出,整个校园都轰动了,王泽霖也成了光鲜名人。

500万的收益,学校拿了115万,学院里分了60万,剩下的钱全部由王泽霖自己支配。

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王泽霖转头分得明明白白——

拿出了230万元,给禽病研究所建实验室用;剩下的自己又贴了一些钱,凑齐了100万,捐给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。

而捐钱这个口子一打开,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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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泽霖教授

2008年,汶川地震。

刚出差回来的王泽霖听闻消息,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学院,把身上仅有的2000元统统交给了学校领导。

他仍觉不够,回到家和老伴商量了一下,又掏出了20万元现金,全都支援给了灾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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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初,王泽霖团队准备研发新疫苗。

听到消息,4家企业几乎同时找到了王泽霖,二话不说就掏出了1950万元资助疫苗研发,条件只有一个——成果优先使用。

这种资助,在科研圈里不算罕见。尤其是王泽霖的科研成果,100%都能够完全投入社会使用。

研发的疫苗出了实验室,就能进市场创造价值,对企业来说,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
就这样,王泽霖在科研路上走了35年,科研成果的转化收入,不知不觉间,也滚到了近亿的巨额数字。

2019年底,分完了学校、学院、团队的收入之后,王泽霖个人的可支配收入,还有8208万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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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泽霖教授(右一)

这个钱该怎么用?王泽霖犯了难。

换个房子?

王泽霖的老伴王五梅首先就摇了头:“这是我们的房子,住了几十年了,我们喜欢这个房子。”

那添置点新衣服?

王泽霖又没这个欲望:“我一辈子当马医生、猪大夫,这几十年是给小鸡看病的,我穿那么好给谁看?关键是耽误干活啊。”

至于把钱留给子女这项选择,老两口更是丝毫没有考虑过:“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努力的,我们也是这么奋斗过来的,他们也得靠自己去奋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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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泽霖与老伴王五梅

最后,老两口一合计,索性捐出去得了,“得干个大事”。

于是,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——

王泽霖找到了学校领导,将这8208万元全部交给了学校,只有一个愿望:建一个P3实验室。

P3实验室,正式名称叫做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。

在2019年之前,河南农业大学只有P2实验室。按照相关政策要求,没有资格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及微生物实验活动。

对于河南农业大学的师生来说,这就意味着再想进行更高级别的禽病研究,不能再在本校进行。

这是王泽霖一块横亘在心头已久的旧病:“现在很多年轻老师都很困难,原来五年能研究完的,现在要拖到七八年,还要跟人家结合……”

王泽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畅想过这个实验室日后修建好的光景:

“到时候我们不光可以研究鸡,还能研究猪,可以分离病毒,可以研究疫苗。”说这话时,王泽霖的眼睛里仿佛闪着光。

记者表情动容,但还是为老人浇了一壶冷水:“您想建这个实验室,可是这个实验室未来不一定和您有关系。”

王泽霖不假思索地回:“只要有这个条件,他们研究出来也好啊,总会有年轻人去研究的。”

活到了这个年纪,他早已将个人的名利地位置之度外。

2022年7月,在捐出8208万元之后,王泽霖又找到了学校,捐出了300万——

这是他在2020年被授予“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”的奖金,自己却分文未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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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有幸采访到一位曾在河南农业大学就读的学生,她说自己的专业课老师曾与王泽霖是一个课题组的同事,经常不由自主地在课堂上感慨王泽霖的简朴与淡泊。

而在学校官网中,王泽霖所带研究生发表的数篇文章,也将王泽霖的形象描述得更加具象。

在学生口中,王泽霖年过花甲,却始终没有停下奔波的脚步,他曾经累到视网膜脱落,腰椎增生和糖尿病等疾病更是早已缠上他的身体。

有一次王泽霖到北京出差,学生手里提着科研资料,准备送他去车站,“我建议他打的士去车站,他随口就说28路车就在那,坐啥的士”。

王泽霖自己也说:“我们这个年纪了,也不要什么名利了,就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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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泽霖与学生

有记者问过他,想没想过“有更多的财富,生活条件会更好”。

“不不不,现在就很好。”王泽霖却立刻打断记者,“而现在,科研正需要钱。”

拳拳之心,在这个如今已经80岁的老人身上,闪着夺目的光。

而这样的人生态度,让人不由得地想起另一个曾感动中国的名字——

白方礼。

是的,在物欲横流的商业时代,逆流而行的,不仅有这个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,还有那些大隐隐于市的平凡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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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九十年代,天津东站的前广场上,曾活跃着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。

他身材瘦弱, 北京中锎普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老态尽显,面对来来往往的乘客,却几乎来者不拒。

大活小活都会接受,路途遥远也不在乎,哪怕彼时的他,已经有80余岁。

他叫白方礼。

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老人,这么一个平凡的职业,却托起了300多位贫困学子的求学梦。

这个故事,要从1913年说起。

白方礼在载客

1913年,白方礼出生在河北沧县一户贫苦人家,读不起书,也识不得字。

13岁时,他离开河北老家,来到天津谋生。

刚到天津,白方礼目不识丁,也没有一技之长,只能跟着人拉黄包车,后来又开始蹬三轮。

那些日子里,他生活在社会底层,经常挨打受骂,再加上苛捐杂税,衣不蔽体与食不果腹成了常态。

解放之后,他成了运输厂的工人,还曾拿过天津市的“劳动模范”荣誉。

白方礼的血液里,流淌着劳动人民的韧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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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年白方礼

虽然白方礼没有读过书,但他骨子里一直敬重文化人。

女儿还没上学的时候,白方礼就在家中挂满识字的卡片,给她安排识字的任务,一天要认二十到三十个。

对家里的孩子们,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要好好学习,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希望,你没有希望,国家也没有希望。”

就这样,他自己的4个孩子,其中3个上了大学。同时,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,资助侄子考上了天津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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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,61岁的白方礼从运输厂退休后,曾“补差”去了油漆厂工作。8年后,他又办了个“人力车个体登记牌照”,操起了老本行。

直到1987年,74岁的老人决定彻底退休,回到了故乡——河北沧县白贾村。

回家的路上,白方礼看到了村里简陋的小学,心头突然涌上了一阵酸痛。

当时村里的小学年久失修,房顶只是油毡布上压着几块砖,屋里的墙上挂着稀泥、抹着白灰,孩子们的书桌也都是几块砖架着一个长木板。

如此简陋的学校和万分艰难的教学,致使许多孩子辍学在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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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,1987年7月23日,一场特殊的会议在白方礼的老屋里举行。

白方礼在会议上庄重宣布:他要把自己蹬车一辈子的存款,5000块钱,统统捐给村里办教育。

话一落地,儿女们全跟点着的炮仗似的,说来说去就三个字:不支持。

儿子说他:“你已经这么大岁数了,你想自己吃点、穿点,那我们没意见,何必捐出去。”

白方礼一听,干脆不商量了:“你们同意也好,不同意也好,这钱我都要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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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贾村小学收到捐款,喜出望外。

他们用这5000元成立了一个白方礼教育基金奖,每年都给品学兼优的孩子发一些奖品和奖状。

奖状上还盖上“白方礼教育基金”和学校的印章,这是白贾村小学至高无上的荣誉。

如此一来,白方礼更有动力了。他决定,自己要接着蹬三轮车,给孩子们赚钱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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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捐款后

白贾村小学为白方礼夫妇赠匾

在74岁这一年,白方礼又回到了天津。

他给自己定下了每月收入一千元的指标,平均到每天,就必须收入二三十元。

为了这个目标,他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出门,晚上七点多钟才回家。

有一次,晚上八九点钟都还没回来,儿女们担心,出门到处找,找不到。

当时老人身上也没有通讯工具,儿女们只好在家里等,一直等到了凌晨三四点,老人才满头大汗地进了家门。

儿女们忙问父亲干什么去了,白方礼兴冲冲地说:“我今天找了个好活,拉到杨村,人家给的钱多。”

从天津站到杨村,60多里地。白方礼连蹬带拉,折腾了一晚上,赚了60块钱。

他说,这是赚得最多的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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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赚来的钱仔细清点,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好账——这是他每天回家必做的事情。

数清了今天赚的钱,就仔细地包在手绢里,再把手绢放到枕头底下枕着。

他常念叨着,等攒够了钱就捐出去。

那怎么攒钱呢?只有两个词:风雨无阻、来者不拒。

夏天,他在烈阳下奔波,一度累到中暑,也强撑着送客;冬天,老人与满身的雪,更是天津东站一个显眼的存在。

有一次,一家住在五楼的人家搬家,要搬一些桌椅板凳。他们找到了白方礼,给他五块钱,问他干不干。

白方礼回来说起这件事,所有人都劝他别揽这个烂摊子,“不值当的,钱太少了”。谁知,白方礼还是撑着年迈的身子去了。

五楼,十数把桌椅,八十多岁的老人数不清要上上下下多少次,只为了五块钱。

他说,五块钱也是钱,我得一点点攒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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攒够了钱,他就到处找学校送钱。

天津市红光中学里,有不少贫困的藏族学生。白方礼知道消息后,去学校找到了校长。

见到校长,老人直接表明来意:“听说你们有藏族学生,挺困难的,我来给他们送钱来了。”

说罢,送上了900块钱——全是零钱,从两毛钱到十块钱,卷成了一个厚厚的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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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与藏族学生

1994年,81岁的白方礼又把整整一个冬天挣来的3000块钱,捐给了一所高校。

他把钱交给校长,校长握紧了老人的手,连连感激:“我替学校的贫困学生感谢你。”

这天,从学校回来后,白方礼辗转难安。他总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,仅靠蹬三轮,帮不了几个学生。

他决定,把自己的两间老屋卖了,再贷点款办个公司,赚钱支教。

1995年11月30日,一辆流动车停在了天津东站前广场,上面挂着一条横幅——白方礼支教公司食品服务部流动车。

82岁的白方礼成为了董事长,他和几个贫困大学生合作,主要生意就是卖食品和水果。

他把摊子交给了员工负责,自己主要收入还是来源于蹬三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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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支教公司

公司成立的第一天,他就和员工说:要规规矩矩挣钱,挣来的钱不姓白,姓“教育”。

每个月,他都给公司定下了八千块的捐赠指标,如果收入达不到,他就找儿女借。甚至,哪怕员工的工资不发,捐赠的钱也不能少。

员工们也曾有过怨言,劝他要不就少捐一点,最起码要保证自己的温饱。

白方礼一听,瞪了眼:“你这是什么思想!什么思想!”

在白方礼心中,那些捧着书本的孩子,比自己还要珍贵,那些闪着希望的眼睛,更容不得自己懈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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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的1号或者10号——这是他定下来要去学校捐款的日子,他就带着公司的总经理和会计,兴高采烈地奔赴学校送钱。

因为学校离公司比较远,其余两人都想坐公交车去,但白方礼坚持要蹬着三轮一起去。

让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蹬着车载着自己,两个人都觉得良心难安。

他们也曾劝过老人安心在家里待着,他们去帮他捐钱,保证把事办得稳妥。

白方礼不同意,他把这一月一度的捐钱,看作是自己人生最荣耀的瞬间,他要亲自去见证。

白方礼与捐赠小学的学生

2001年初冬的某天,下了一夜的雪,地上都攒起了一层白色的冰面。

88岁的白方礼骑着三轮车,去了耀华中学。

他骑了一个多小时,中途还摔了一跤。到学校办公室的时候,他湿着半边裤腿,整张脸上都是冰碴。

耀华中学的老师大吃一惊,忙问他:“这个天,您还来干什么?”

老人脱掉身上的棉袄,掏了半天,掏出来一卷钱:“我给孩子们送钱来了,刚发了工资,等不及了。”

这一卷钱还带着老人身上的体温,足足有500元——这也是他捐出的最后一笔钱。

当时的学生接过钱,心里都不是滋味。有一位学生后来说:“我觉得我拿的不是钱,而是白爷爷的血和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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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与耀华中学的学生

从74岁捐出第一笔5000块算起,白方礼共捐了35万。

曾经有人计算过,如果按照每蹬一公里三轮车收5毛钱来计算,老人的贡献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,骑行了18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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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看白方礼对学生如此大方,35万元巨款说捐就捐。

实际上,这35万元,可以说是将老人的个人生活压榨到了极点。

白方礼有三个孩子,儿女们各有所成,每个月都会给老人一些赡养费。

按理说,儿女孝顺的钱,再加上自己蹬三轮的工资,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,吃饱穿暖还是能做到的。

他连块肉都舍不得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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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的酱油泡饭

家里炖了肉,他往往只夹一块肉,就不停地吃米饭。

儿女们劝他多吃点,他只说:“我这肚子是个无底洞,我吃多少都没饱。”

有次发了高烧,他还要坚持外出蹬车。回家后,家里人又给他炖了肉,他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,躺在床上咂着味:“真香啊。”

每天早上出车时,白方礼就带上两个馒头出门——偶尔带一个咸鸭蛋,如果家里有的话。

有时候走到馄饨馆,他会端着自己的茶缸子,倒一点别人剩下的馄饨汤,蘸着馒头吃。

如果有剩的包子,他更是会拢过来,见不得一丁点浪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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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儿媳提及老人落泪

他甚至连水都舍不得用。

早上起床,洗脸的水仅仅没过毛巾,他拧干毛巾擦一把脸就走。到了晚上,他就在早晨剩下的水里掺点热水,用来洗头。

只有一个例外,就是三轮车两边的白布和小旗,他经常洗,保持得干干净净。

白布上是他的身份,上面写着:“支教模范,为全国人民服务”;

小旗上是他的坚持,上面写着:“军烈属半价,老弱病残优待,孤老户义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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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整理车上的小旗

后来,为了在车站拉货方便,白方礼索性住进了流动车旁边的铁皮小屋,8平米的空间,一住就是六年。

走进小屋,入眼就是一个窄小的铁架床。

白方礼身高一米七多,睡觉几乎伸不开腿。他就在床尾摆上两个凳子,躺下之后,脚就搭在凳子上。

天津的冬天,晚上能达到零下十度。白天,他顶着风雪出去拉车,晚上,就缩在铁皮屋内。

儿媳来给他送被子,结果白方礼转头就捐给了一个来天津打工的孩子,自己依旧盖着曾经的旧被子。

到了夏天,他还要进一车西瓜,摊在自己的铁皮屋门口,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。

直到天津东站整改,小屋拆除,白方礼才搬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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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皮小屋与在其中生活的白方礼

老人不仅对自己严苛,连带着家人,他也一视同仁。

1996年,国内一家知名电器厂听说了白方礼的事迹,看老人家里连个冰箱都没有,就给老人送了一个冰箱。

当时老人还没有搬进铁皮屋,房子位于五楼,楼道里乌漆麻黑,还堆着好些蜂窝煤。厂方派了四个年轻小伙,把冰箱送进了家门。

谁曾想白方礼强硬拒绝:“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和女儿,沾这个光。我要是收了你这个冰箱,我就等于有私心了。”

四个人没办法,又抬着冰箱下了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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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的小女儿白金风下岗后,家里一度非常困难。女儿去找白方礼求助,想去老人的支教公司挂个职。

谁知竟被老人急头白脸顶回来:“下岗人这么多,你要没我你就不吃饭了?比你困难的有的是。”

白金风不理解,跟在父亲的三轮车后面哭诉,白方礼却不管不顾地往前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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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老人

不仅是家里人不理解,社会上的人更是难以苟同。

那些年,很多人把这个蓬头垢面、不修边幅的老人当作一个乞丐、疯子。

他们说他“犯愣”,骂他“老傻帽儿”,更难听的话比比皆是。

而就是这样的生活,晚年的白方礼面对记者,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“享福”。

他甚至还能列出有关自己享福的证明:“个人愿意走这一步,怎么走的,最后实现了,这就叫享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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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从不奢求自己资助的学生会回馈给自己什么,他只说:“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车,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。”

2000年元旦,耀华中学组织学生去慰问白方礼老人。

白方礼老人戴了帽子,刮了胡子,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天津的万国桥。

学校本来计划着,要给他们在万国桥下合个影。谁知老人却不愿意,说:“这是外国人修的桥,我们去世纪钟合影吧,那是中国人建的。”

话说完,又加了一句:“你们要好好学习,将来为祖国做贡献,造出比外国人造得更好的东西。”

这才是他心中的,需要孩子们回报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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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老人

2004年,91岁的白方礼躺在病床上接受记者采访,他的声音已经颤抖,眼睛也变得浑浊,却依旧肯定地说,自己无比幸福。

“我这辈子,最高兴的就是捐钱”;

“钱我没有数,挣的没有数,捐的也没有数。”

“等我病好了,我还要去蹬三轮”。

2005年9月23日,凌晨五点,新的一天即将开始,白方礼老人的一生,于此结束。

这一年,他92岁,走完了自己质朴又灿烂的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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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走后,子女们清点他的遗物,发现了一个存折,存折上的金额是零。

衣柜里有一件中山装,上面挂满了奖章:劳动模范、支教模范、尊师重教先进个人……他把奖章工工整整地挂在衣服前襟,却鲜少会穿这件衣服。

此外,还有一个挂满了大学校徽的绶带,这是他资助过的学生,从大学校园里寄给他的。

沉甸甸的带子上,坠着的校徽有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南京大学......

这是他此生,最宝贵的财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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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方礼与他的绶带

2005年9月25日,是老人的葬礼。

无数天津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,为老人默默送行。送行的人中,有人坐过他的三轮车,更多的人与老人素昧平生。

那些人们,曾经无数次在车水马龙的路上,看到那个风餐露宿的老头,吃力地蹬着三轮车,穿过春夏秋冬里的风霜雨雪,直到自己的生命尽头。

有网友在天津日报留言,他说:

“一个朝朝暮暮甘为骆驼牛马的人走了,所有人都应该低下你们的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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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别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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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在《感动中国》的颁奖典礼上,已经去世6年的白方礼,以草根助学的代表,获得了十周年特别奖。

组委会将那些无私奉献、感动中国的人们用“白方礼们”的称号加以概括,荣誉柱上只有四个字:“挚爱永恒”。

敬一丹说:“白方礼的故事,还在延续。而这样的好人,就在我们身边。”

有些人也许“居庙堂之高”,日常奔波在高校与科研所——如卢永根。

卢永根的身份有许多,中科院院士、华南农学院原校长、作物遗传学家、时代楷模……

而他家里的情况,却几乎可以称得上一句“家徒四壁”:

木沙发是破的,电视机是旧的,铁架子床锈迹斑斑,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,用铁丝绑了又绑。

就是这样一位清贫的老校长,却在临终前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——

2017年3月,87岁的卢永根来到银行,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。因每笔转账都需签名,办手续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。

这是他一辈子的积蓄,一共8809446元,他全部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,用于奖励学生、鼓励科研。

“种得桃李满天下,心唯大我育青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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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永根院士

有些人也许“处江湖之远”,是任何人都无比熟悉的平凡农民、普通老头。

2022年7月,浙江义乌。100岁的金竹顺,来到了镇政府的接待室。

他掏出一封手写信,想把5万元钱全部捐给困难学生。

举着信的这双手,骨节粗大,关节上有着厚厚的茧子。这五万元钱,是他靠自己编手工扫帚,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。

金竹顺说:“我一把扫帚卖10块钱,这些钱我存了八九年,只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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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竹顺老人

而这些质朴到有些“傻气”的人,甚至“高尚”到被许多人质疑“作秀”。

是的,曾几何时,忧国忧民、心怀天下似乎变成了“傻子”才会做的事。可如果这个国家和社会,人人都变得越来越聪明、精明,人人都以“获得点什么”为目标、以获得物质财富为目标、以个人成功为目标,那么,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明天?

目前社会上的种种现象,已经开始发出警告了。

文章的最后,我们想再一次致敬,已经故去一年多的袁隆平院士。

以袁老的资历,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挑工作、住豪宅、拿高薪,过上十分优渥的生活。但他选择留在这片被有些人评头论足的土地上,挽起裤腿,躬身走进那片随风起伏的稻田,倾注自己所有的华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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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说污泥满身的,不是英雄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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